配资安全指数网张春桥破碎的“总理梦”：扳倒了邓小平，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此人

得到柯庆施的赏识，鲁迅眼中的“文坛恶少”竟然坐上了华东新闻出版局负责人的金交椅。

本文节选自《中南海人物春秋》，作者顾保孜

张春桥，1917年出生于山东巨野，其父是国民党内搞卫生工作的一个处长，家里很有钱，有洋车，有用人。张春桥是一个交际广泛、四处活动的人物。1932年入济南正谊中学。1933年就已非同凡响，踏上了政治舞台，成为反动组织“华蒂社”的发起人及中坚分子，并在“华蒂”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《银玲》，第2期发表了小说《秋》。可见，张春桥很早就显露了他的特点：在政治和文学的双重轨道上运行。1934年夏，张春桥从正谊中学毕业后，秃笔一支，浪迹于济南文坛，自命为“前进作家”，目空一切，对施蛰存、老舍和臧克家发动进攻，也不把郭沫若、鲁迅等放在眼里，小小的张春桥，真乃一只文坛刺猬、十足的“文坛恶少”！

1935年5月，上海的四马路上，出现了张春桥瘦削的身影。他担任上海杂志公司的校对员，校对之余，投稿于上海各报纸、杂志，相继在《大晚报》及《大晚报》副刊《火炬》上发表《行之端》《土枪射手》《我控诉》等文章。此后，他成了明里是《火炬》副刊主编、暗里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崔万秋的打手，化名为“狄克”向鲁迅射出冷箭，在《火炬》副刊“星期文坛”上，发表了一篇《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》的寒光闪闪的文章，后又给鲁迅写信，攻击、抹杀鲁迅。鲁迅对此极其愤慨和轻蔑，作《三月的租界》《出关的“关”》二文进行反击。可是，在鲁迅辞世之后，张春桥居然挤出了眼泪，赶紧把自己化装成“鲁迅的学生”。这个文坛无赖，竟写起悼念的文章来。由此可知，小小的“狄克”，两面派手法已经颇为到家了。难怪，他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，明里是人，暗中是鬼，对于这种化身之技、变脸之术，他早已颇为精通了。

1937年8月13日，枪炮声震撼着上海城，张春桥离开上海，前往济南，住进了济南市警察局长赵群弼的家中。同年12月13日，南京陷落，济南危在旦夕，赵君弼准备逃命。这时，张春桥才从牙缝中挤出几句话：“赵局长，我要去延安。”

踏上延安那片热土才几天，张春桥的胸前便挂起了一枚“中国红军创立十年纪念”的红星章，他终于混入了红色的洪流。到达延安后两个月，他便写起了“延安通讯”，凭借着“化身之技”，在延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被任命为《晋察冀日报》副总编，不时地与时任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产生摩擦，他向邓拓射出了冷箭，向中共晋察冀边区党委写了针对邓拓的告状信。幸亏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了解邓拓，使“狄克”诬告失败。历史的现象，常常周而复始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际，“狄克”伙同姚文元整邓拓，彭真又一次出面保邓拓，只是这时“狄克”已经得势，把邓拓连同彭真一起打了下去……

1947年，《石门日报》在石家庄出版了，张春桥奉调出任《石门日报》社社长，他很得意，他的顶头上司是情投意合的柯庆施。柯庆施不久被任命为石家庄市市长，张春桥被他看中，任命为石家庄市政府秘书长兼《石家庄日报》社社长。在石家庄的这段共事，后来成为张春桥跳“龙门”的契机。

离别大上海十二载，张春桥终于回来了，而且成了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！走马上任之后，他意识到这个“副”字太碍手碍脚了。正局长是恽逸群，兼《解放日报》社社长、总编辑，又兼华东新闻专科学校校长。恽逸群跟邓拓一样疾恶如仇，不留情面，这使张春桥怏怏不快，恽逸群成了压在他头上的一块“石头”。张春桥对《解放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这把金交椅垂涎三尺，他想撬掉恽逸群这块大石头，坐上这把可以左右上海舆论的金交椅。

张春桥开始交运了。《解放日报》漏登了《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斯大林元帅电贺毛主席》的电讯，一些人狠狠地乘机攻击恽逸群，其中的“积极分子”之一，便是张春桥。事态扩大，导致了恽逸群的下台。张春桥乘隙而入，取而代之，坐上了他梦寐以求的金交椅。这是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职位，他可以利用报纸，捧一些人，攻一些人。特别是报社的《内部情况》直送中央和上海的领导人物，他的《内部情况》三天两头要一两个局、部以上的领导干部审阅。他不断地扩张自己的势力。这是一个消息灵通的所在，上海各界的一举一动，他都马上知道，他了解上海的脉搏、上海的三教九流，这为他日后成为上海的统治者打下了基础；这是一个“通天”的位置，作为《解放日报》社长兼总编，张春桥三天两头与上海党、政、军首脑人物聚晤，以至与中央领导建立了经常的联系。张春桥坐上这把金交椅，从此便一步步直上青云。

摸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，连发大论，张春桥开始引起毛泽东的注意。

1954年9月，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，陈老总的工作重心北移，需要另外挑选一人来沪主持全面工作，柯庆施被内定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。在走马上任之前，柯庆施先来上海摸摸情况，并留住了准备北上担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的张春桥。柯庆施走马上任了，张春桥紧随其后，身份是柯庆施的“政治秘书”。柯庆施特别留意毛泽东主席的言论，他深刻地影响了张春桥，张春桥把来自柯庆施那里毛泽东的动向，当作自己行动的指针。1956年9月，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柯庆施当选为中央委员；张春桥在1956年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次代表大会上，当选为市委委员。成为中共97名中央委员之一的柯庆施，随时得知来自中央的动向，张春桥的消息更加灵通了。1957年6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震撼全国的社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一发表，张春桥就接二连三地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反击“右派分子”的文章。张春桥有句座右铭：“凡事左三分。”他今日批这个，明日批那个，成为上海滩数一数二的“反右英雄”。

▲1957年6月8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这是为什么？》的社论，揭开了反右派斗争的序幕。张春桥接二连三地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反击“右派分子”的文章（历史照片）

张春桥反反复复地琢磨，摸准了毛泽东的思想脉搏，数易其稿，写出了一篇出人意料的文章：《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》。这篇文章刊于1958年第6期《解放》杂志，不多时便送到毛泽东主席手中。毛泽东对此发生了兴趣，嘱令《人民日报》予以全文转载，并亲自提笔写了“编者按”。

毛泽东定的“编者按”连同张春桥的文章，在1958年10月13日《人民日报》以醒目的位置发表。张春桥的名字，第一次引起全中国的注意。这一天，对于张春桥来说，是极其重要、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。

1955年，“反胡风”运动开展之后，姚文元因写了《论胡风文艺思想》一书，受到牵连，陷入困境。张春桥帮了姚文元，以《解放日报》为之撑腰，短短的10天内，连发四篇姚文元批判胡风的文章，使姚文元“反戈一击”成了“反胡风的英雄”，这算是张、姚的第一次合作。

张、姚的第二次合作，是在1957年夏天，张春桥获悉要“反右派”的消息，立即转告了姚文元。姚文元急急忙忙地赶写了《录以备考》一文，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这篇文章成了姚文元的“成名作”，因为它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，并且嘱令《人民日报》头版转载，还配发社论《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》。这篇文章使姚文元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，在姚文元看来应该感谢张春桥。从此，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，成为张春桥的得力打手。张春桥扶植这根棍子，张春桥要写什么批判文章，只要动口，都由姚文元动笔。

1958年7月1日，《解放》半月刊在上海创刊，经张春桥提携，姚文元调入中共上海市委理论刊物《解放》，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。姚文元更加疯狂地挥舞棍子，攻击一批著名作家，一时间威震中国文坛。张春桥充当幕后导演，出谋划策，让姚文元冲锋陷阵，出头露面。用张春桥的话来说：“在报纸上，姚文元出面，比我们方便。”当《解放》停刊之后，张春桥把姚文元安排到《解放日报》担任编委兼文艺部主任。这样姚文元不断地按张春桥的意旨，在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上发表文章。

在张春桥得意之时，却遇上了一个敌手—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。陈其五在上海宣传、教育、理论、文艺各界享有颇高声望，他的政治见解与张春桥迥然不同。张春桥把他作为自己的一个劲敌。张春桥咬牙切齿，狠狠地说道：“整人要有机会。陈其五，你等着吧，非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可！”

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，毛泽东发出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著名号召。张春桥认为，除掉自己的眼中钉、肉中刺的机会终于来临了。他向陈其五发动突然袭击，陈其五成了上海“阶级斗争”的靶子。他中箭落马了，被撤销了职务，开除了党籍，被逐出上海，“发配”到江苏扬州。张春桥获胜，取而代之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，独揽上海的思想、文化领导大权。不久，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。

到了1965年，张春桥升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，成为上海举足轻重、有头有脸的人物。

当张春桥第一次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时，“幸福暖流一下子涌上心头”。

江青南下，住进上海锦江饭店。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。柯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。他把江青的见解归纳为三点：第一，她要“破”，也就是批判。她要批《海瑞罢官》，要批《李慧娘》，要批“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牛鬼蛇神”。第二，她要“立”，也就是提倡现代戏。这一回，在上海看了沪剧《红灯记》觉得很不错，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，观众面狭窄，她想改成京剧，推向全国。第三，上海比北京好得多。上海有柯老挂帅，可成为她的“基地”。今后，她要常来上海，不是为看病而来，是为建设“基地”而来。

这一次与江青会面，对张春桥来说，是极其重要的，是历史性的。他给江青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张春桥交了鸿运。他发觉，一旦得到江青的青睐，飞黄腾达指日可待。他得知江青要搞“京剧革命”，要抓“京剧现代戏”，于是投其所好，在上海抓“京剧现代戏”，这显然是接近她的捷径。

张春桥迫不及待，想为江青效劳，他对江青说：“上海不光是‘破’，能立呀！江青同志，给上海交任务吧，我一定把上海的京剧界组织好。”

张春桥终于盼来了江青给他的任务。江青又“光临”上海，那是1963年12月25日至1964年1月22日，上海举行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。这次观摩演出，用当时的宣传词句来说，是“在柯庆施同志领导下，在江青同志关怀下”举行的。在这次观摩演出中，张春桥抓住机会，紧跟江青。他把江青请到了上海京剧院，“指导排演”《智取威虎山》。这样，《智取威虎山》成为第一出由“江青同志亲手培养的革命样板戏”。上海也终于有了“样板”，张春桥的暂时目的达到，他乐了。紧接着，第二个任务下达了，1964年冬，江青在上海看了淮剧《海港的早晨》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她对张春桥说：“《海港的早晨》也可编成京剧嘛！”

▲柯庆施（历史照片）

张春桥遵照江青的“指示”，竭尽全力抓《智取威虎山》、抓《海港》（前身是淮剧《海港的早晨》），在上海树起了两块“江记样板戏”。由此，张春桥博得了一个别致的雅号：“两出戏的书记”！张春桥借助了“抓京剧现代戏”这条捷径，迅速地靠上了“第一夫人”，从此扶摇直上。

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。此后，江青频繁来沪。每一次火车还没驶进上海北站，张春桥早已肃立于站台，恭候江青光临。这时的张春桥已成了“四出戏的书记”—江青又派给他芭蕾舞剧《白毛女》和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的任务。张春桥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，他想物色一个“忠实”的内行，替他分担。他找到了于会泳，这个人“忠实”于江青，精通“拍马经”，对“样板戏”也内行。张、江对他极为欣赏。

于会泳在张、江的提携下，成了“政治暴发户”，张春桥也有了得力的左右手：通过于会泳抓“革命样板戏”，通过姚文元抓另一桩“绝密”任务—江青交办的批判《海瑞罢官》。

以江青为帅、以张春桥为军师、以姚文元为“笔杆子”，实行“三结合”，秘密写作评《海瑞罢官》。他们上瞒中宣部、中央政治局，下瞒上海市委、华东局，直至1965年11月10日，署名“姚文元”的长文《评新编历史剧〈海瑞罢官〉》发表于上海《文汇报》。批判《海瑞罢官》是张春桥一生中的大事，也是江、张、姚三人结帮的契机。

1966年3月28日，康生背地里向毛泽东告彭真的状，毛泽东把康生说的情况告诉了江青。江青立即打电话找来了张春桥。当张春桥握着毛泽东那大而厚实的手时，他感觉“幸福的暖流一下子流遍全身”。

张春桥真的要飞黄腾达了。当年上海滩上的恶少“狄克”，如今居然可以坐到伟大领袖身边的沙发上。他借助于搞“革命样板戏”接近了“第一夫人”，又借助于批《海瑞罢官》接近了伟人。在毛泽东面前，张春桥言语不多，勤于笔记，一副虔诚的信徒的姿态。他预感到就要步入中国政界的最高层了。

出任“中央文革”副组长，成为张春桥宦途上跨出的关键一步。

张春桥的宦途上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—出任“中央文革”副组长，这成为他从上海跨到中央的重要一步，成为他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跳板。

1966年11月9日，“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”宣告成立，上海市委对此采取“不赞成、不支持、不参加”的“三不”态度。“工总司”的“司令”王洪文率队冲向上海北站，扬言“到北京告上海市委的状”。为向上海市委施加压力，王洪文决定卧轨拦车，这就是上海爆发的“安亭事件”。

1966年11月11日，“中央文革”小组派张春桥乘军用专机赶回上海，会见“工总司”。张春桥在此结识了王洪文。因搞“革命样板戏”江、张携手，因批《海瑞罢官》江、张、姚结谊，今又因“安亭事件”增加了一个同伙王洪文。张春桥想借助王洪文推翻上海市委，因此他很痛快地支持“工总司”，张、王的第一次合作非常成功。毛泽东对此却没有反对，在1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他说：“可以先斩后奏，总是先用事实，后有概念。”张春桥听到这一消息，知道自己“立了一大功”。

张春桥野心勃勃，他认为争夺中央的地位比上海更重要，他要“进军北京”了。

▲1966年10月6日，张春桥在“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”上讲话（历史照片）

1 9 6 6年7月2 5日晚，江青、张春桥光临北京大学，会见了由于写大字报《宋硕、陆平、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？》而闻名全国的聂元梓，他们三人相交很深，臭味相投，一见面就热烈地交谈起来。聂元梓对常溪萍恨之入骨，她要攻击批判常溪萍。张春桥的战略是“从常溪萍身上，炸开了上海市委的缺口”！张春桥向上海的造反派讲话时，点了常溪萍的名。果然，在张春桥离开上海的第二天，聂元梓等召开了“批斗常溪萍、炮轰上海市委”大会，聂元梓高呼：“打倒常溪萍，炮轰上海市委！上海必然大乱！”大会结束后的第四天，上海又爆发了第二桩轰动全国的“《解放日报》事件”：在聂元梓、王洪文的指挥下，红卫兵占领了《解放日报》社，长达九天九夜。在张春桥的导演下，上海大乱了。

老谋深算的张春桥，要置上海市委于死地。他挑选一些信得过的狐朋狗友，建立一套“工作班子”，以便在中央立足，坐在北京遥控上海。张、姚策划让徐景贤“起义”，建立了“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”。聂元梓来上海“串联”了，她和徐景贤初次相见，便非常投机，拟定了全上海造反派的行动“战略”口号：“炮打上海市委！火烧陈丕显！揪出曹荻秋！打倒杨西光！砸烂常溪萍！”1966年12月18日，召开了“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路线大会”，那些口号在上海文化广场高喊着。徐景贤口若悬河般地历数了上海市委的“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”的罪行。张春桥笑了，把上海市委“将”死的目的得逞了。可是，张春桥决不满足于这些，他在北京又干了一桩“大事”，他秘密会见蒯大富，面授机宜，借蒯大富向刘、邓开炮。密谈后的一个星期，上万红卫兵涌上北京街头，“打倒刘、邓”之声震撼首都，掀起了“打倒刘、邓”的高潮。张春桥在这场活动中，却是一个“隐身人”，神不知、鬼不觉地在背后“教唆”。与蒯大富密谈时，他还再三关照，只是“随便聊聊，不要往外说”。江青去清华时，张春桥不去，却让姚文元替他去。可见，张春桥是一个多么阴险的人！

1967年1月4日，张、姚返回上海，与“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”密谈，张春桥说道：“陈、曹的垮台，已经是大势所趋，我和文元这次回到上海，目的就是在推倒陈、曹之后，在上海建立崭新的政权，而你们—‘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’，将是政权的工作班子。……”定下了“一月革命”的步骤，他们把自己在上海夺权，称为“一月革命”；把上海建立的新政权，称为“上海人民公社”。

正当张春桥做此美梦的时候，上海红革会向张春桥发起了进攻，抓走了徐景贤。在上海街头贴出了这样的海报：“1月13日上午，全市炮打张春桥大游行。下午，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上海市炮打张春桥誓师大会。”张春桥在这危险的时刻，只有向江青呼救。

江青救了张春桥，那“炮打张春桥”的海报纷纷被“中央文革特急电报”所覆盖。张春桥终于盼来了这一天，1967年2月5日，“上海人民公社”成立，上海落进了张、姚、王这伙阴谋家手中。“狄克”成了上海的“主宰”。

张春桥目光转向北京，觊觎着中央的党政大权，终于用“文革小组”副组长的头衔换到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。

野心勃勃的张春桥，掌握了上海的党政大权，他的目光转向北京，觊觎着中央党政大权。

1967年2月18日，周恩来在怀仁堂召集中央碰头会，谭震林、叶剑英、陈毅等，与张春桥、康生、陈伯达等，展开了一场“大论战”。谭震林愤怒地斥责这帮无赖：“你们的目的，就是要整掉老干部。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掉。40年的老革命，落得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……”坐在张春桥一侧的姚文元、王力像记录员似的，记下了对面射来的每一发“炮弹”。而张春桥冷若冰霜，一言不发，他竭力用脑子记对方的每一句话，不马上“回击”，他向来的策略是“后发制人”，这一次也不例外。当天夜里，张春桥和姚文元、王力一起核对笔记，由王力连夜写出了《中央碰头会记录》，第二天，拿着这份记录，到毛泽东主席那里，告了老帅们的状。老帅、老将军、老干部们的“二月抗争”，由于张春桥一伙配资安全指数网的捣鬼，被说成“二月逆流”。

张春桥得意了，2月24日与姚文元在上海露面。此时此刻的张春桥仿佛是“钦差大臣”，他借用毛泽东的威望，抬高了自己，保护了自己。他的头上，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，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。在那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“中央文革小组”代替了政治局、书记处，权重一时，张春桥大权在握。

“中央文革小组”副组长是张春桥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赖以立命的王牌。但是，毕竟这么个“小组”的副组长是个不伦不类的头衔。他在中央站稳脚跟始于中共“九大”，他一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，成为中共第七号人物。在会议新闻公报上，张春桥的名字是如此出现的：“毛泽东、林彪、周恩来、陈伯达、康生、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……”

张春桥是不安于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位子的。林彪的自我爆炸、陈伯达的垮台，使张春桥从第七号人物递升到第五号人物。他窥视着中央副主席的位置。可是事与愿违，1973年8月30日，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公布了中共十大的选举结果：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，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、王洪文、康生、叶剑英、李德生。张春桥呢？他的心情非常沮丧：只落得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。更使他恼怒的是，林彪的倒台却导致了“二月逆流”的平反，老帅们一一恢复了名誉，在中共十大，邓小平成为主席团成员。张春桥意识到，一场新决斗又要开始了。

张春桥仍在得意。《人民日报》头版，以显赫的位置刊登一张照片，说明上写着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”。人们简直不敢想象，“狄克”会成为“中共中央常委”，会成为“国务院副总理”！

张春桥在宦途上飞黄腾达至此，仍不满足，他想当总理。

张春桥在仕途上飞黄腾达，仍不满足，他想当总理，但毛泽东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。

1974年4月，周总理因患癌症，病情渐渐加重，只好住进了北京医院。张春桥与邓小平并列为副总理，两人是水火不容，尖锐地对立。邓小平是他实现总理梦的最大障碍。论资历，论能力，论智慧，论经验，张春桥算什么，只不过是一个靠“打倒走资派”起家的小卒，他不是邓小平的对手。最使张春桥不安的是，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支持邓小平。独力难当，四人结帮，为了共同反对周恩来、邓小平，王、张、江、姚结成了“神圣同盟”—“四人帮”。在“四人帮”中张春桥是军师，江青是“旗手”，姚文元是棍子，王洪文是副主席的牌子，他们“四合一”结成一帮。“四人帮”的核心是张春桥。

在担任副主席的希望落空之后，张春桥的双眼一直盯着国务院总理的位子。显然，只要周恩来健在一天，周恩来就是总理。眼下张春桥所要力争的，是“第一副总理”。因为“第一副总理”有双重的意义：第一，现在总理正病重，“第一副总理”意味着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；第二，一旦周恩来故去，“第一副总理”理所当然地成为总理。

从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传来了这样一句话：“谁当第一副总理？邓。”这使张春桥坐立不安，他必须抢在邓小平之前，尽力改变毛泽东的主意。于是他出主意，让王洪文去长沙告邓小平的状。但是，张春桥这“狗头军师”完全失算了，毛泽东决定：“提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、第一副总理、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。”从1975年1月5日至1月18日，短短的13天之内，毛泽东和周恩来把中国的党、政、军大权，全都交给了邓小平。张春桥惨遭败北，他的总理梦破碎了。

可张春桥并不甘心，他的“总理梦”并未完全破灭。有人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：“邓小平否定‘文化大革命’，邓小平在翻案！”张春桥高兴了，“四人帮”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邓小平最有力的支持者—周恩来，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！在张春桥看来，中国的新总理非他莫属了。本来势必会接替周恩来成为总理的邓小平，眼看着会被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赶下台，张春桥的“总理梦”可以实现了。

张春桥万万没有料想到，新总理不是他，而是华国锋。张春桥费尽全力，终于扳倒了邓小平，毛泽东却把大权交给了华国锋。张春桥是多么沮丧、恼怒，他要报复！

▲张春桥也曾是众人的“中心”（杜修贤摄）

“四人帮”你一炮、我一枪地围攻华国锋。张春桥是这样说的：“天安门闹事，使我想起了20年前的匈牙利，想起了那个纳吉。纳吉原先是匈牙利的部长会议主席，给赶下了台。他们1956年就煽动闹事，发动叛乱，当上了总理。我看，邓小平就是今天的纳吉，中国的纳吉！”1976年4月7日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，作出两项重要决定：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的决议；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。此时的张春桥，心境是复杂的，忧喜参半：喜的是从此把邓小平赶下了台，忧的是华国锋不仅成了总理，而且成了第一副主席。张春桥又开始谋算着怎样干掉华国锋了……

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，张春桥认为自己的威信比华国锋要高，取华国锋而代之仍大有希望。张春桥仍把上海视为“基地”，他警告徐景贤，上海正面临着“大考验”，“要打仗”。10月初，在张春桥亲笔写的提纲中，有着这样的话：“革命与专政。怎样革、怎么巩固政权。杀人。”根据张春桥的“指示”，“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，在中央，在上层”。上海在准备着“打仗”、“杀人”，给民兵发了74000余件枪、炮，弹药1000多万发。

毛泽东在病重之际，曾说过：“看来只有在腥风血雨中交班了，我死了以后会怎样，只有上帝才能知道。”已经蒙受十年浩劫的中国人民，怎么还受得了新的一场“腥风血雨”？

“狄克”的末日来临了，他的“总理梦”再也无法实现了。

1976年10月6日晚8时，华国锋发出通知，说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政治局会议。当张春桥和王洪文、姚文元依次步入怀仁堂，等待他们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。与此同时，江青在中南海住所被捕。不开一枪，张春桥一伙，“和平”地进入了监牢……

拉伯配资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