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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 张倩
复旦大学出版社
出版年: 2025-10
哈佛大学让我很失望
进入哈佛商学院时,我二十七岁,自然知道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和“优秀的绵羊”这些形象的说法。我的本科院校也在常春藤之列,这个“类型”的精英年轻人我早已熟悉——不过幸好,大学里我拿了全额奖学金,能忍。
对于哈佛商学院,全自费且已不那么好“骗”的我要求甚高,也便很快感到全方面的失望:同学,教授,系统本身。
对于“哈佛学生让我很失望”这件事,起初我很难启齿。一是我花了这么多学费和时间,奋斗多年才跻身这一群体,二是这样的抱怨很少有人可诉说,怕是听上去更比哈佛精英还要傲慢,或按键盘侠和理中客的箴言,“你可以不去”。
皱眉之余我也偷偷困惑:那我是谁呢?自察的精致利己者?绵羊中的黑绵羊?
所以此般文章,我也只有在毕业六年时,攒足了空间和时间距离和对理中客的不屑后,才得写。
典型的哈佛精英对于自我形象和影响力有着极致的追求。这样的追求首先展现在穿着言行和社交媒体形象塑造。有些人的个人社交媒体页面简直就像是一本精心制作的艺术相册,每一张都在配合讲述一个调性相同的故事,比我见过的不少明星账号还要做工精致。
“我是全球旅行家。”
“我过着高级又低调的生活。”
“我职业成功,健身运动也厉害。”
“我总能在不经意的奢华瞬间被人抓拍。”
越是“只被抓拍”的人,越刻意在塑造些什么。
这种对于形象的要求,甚至还影响了他们对于工作和朋友的选择。有些人的简历就像是在收集商标一样,从高中到现任公司都是一溜名牌。
而说到哈佛学生对自己生活有时自私至极的“精心策划”,我不得不回忆起诸多至今仍觉得有些心寒的故事。
在读MBA两年间的那个暑假,我在纽约参与了一场专为哈佛商学院学生组织的活动——与华纳兄弟集团的副主席交流、晚餐。组织活动的教授把一切安排得正式而细致。晚餐设在华纳集团大楼的顶层会客厅,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美丽的中央公园全景,服务人员穿着黑色西装、戴着白手套。
一切准备到位,却差了参与者。根据确认报名的学生数量,教授请华纳方面安排了四个大圆桌和相应的晚餐份数,但最终出席的学生竟还未坐满其中一张圆桌。
活动后教授气愤地说,那些没来的报名同学,连一声招呼都没打。
当日哈佛学生近八成的“放鸽子”率,让我至今想起,仍头皮发麻。
在学生自发组织的活动中,这样的现象更为显著。我曾听部分同学直言,想在“最酷”的地方出现,被其他“酷的人”看到。
哈佛商学院第一年的寒假,许多同学选择去巴西度新年。像这样的旅行,通常会有几位同学各自担任“楼长”,在度假短租平台上各租一幢供八到十人居住的大房子,然后招人填满所有床位。
一位女同学决定去巴西的时候已经有些晚,因此在住宿上落了单。她是个非常温和、有些内向的华裔美国女性,在年级里认识的人也不多。她请我帮忙问问身边“楼长”的房子里是否还有余位。我短信联系了科尔, “科尔,请问你房子里还有空间吗?我有一个朋友需要住宿。谢谢啦!” 他回复我,“还有好几个位置呢,帮我们介绍一下吧。” 于是我把两人的联系方式互换,就把这件事给忘了。
亚裔女同学过了一周找到我,“科尔说他房子里没有位置了,我还在找呢。” 我感到有些诧异,又悄悄联系了科尔,他竟没有一丝羞耻地回复,“其实还没有满,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不是我圈子里的人,不够酷,大家都不认识她。”
酷人科尔来自纽约曼哈顿郊外富裕学区,来商学院前就已经攒了耶鲁本科和KKR等商标。我是不是脑子拎不清,把跟我酷值差不多的女同学往科尔的高端房里塞?
没想到又过了大半学期,我再次亲眼目睹科尔的发疯。在第一学年结束前,我们近一千名哈佛商学院学生四散世界各地,组队完成一个短期国际市场实践项目。我和科尔正好都选择了坦桑尼亚作为目的地,一起前来的还有其他近百名学生。
项目期间我与一群同学去吃午饭,其中也有科尔。我们来到了一家中餐厅,同行另一位中国学生出于好客和礼貌承接下了点菜的任务。
冷菜上桌时,又是科尔,被圆桌转盘上的三黄鸡吓得大惊失色。这份三黄鸡被整齐切块之后又被摆好造型,鸡头也留着作为装饰。当竖立着的鸡头转到科尔面前的时候,科尔大叫了起来。
“这只鸡正他妈的在看着我!”
“太可怕了!”
“谁点的?!快点转走!”
“怎么这么恶心?”
他一边大叫,一边从座位上跳了起来,语气中似乎觉得所有人都应该跟他一样感到强烈的恶心。所幸周围的同学都没有太大反应,也有人帮科尔解围。
吃完午餐后,我们回到了全体学生聚集的大会议室,此时里面零星坐着一些正在休息或工作的其他同学。科尔随即开始了他长达两天的“恶心三黄鸡”巡回演唱会,见人就绘声绘色地“唱”到——
我们去吃了
一家中餐
那里面一份鸡
鸡头都在
眼睛盯着我
太恶心了
你能想象吗
啊啊啊啊啊
虽然这两件事出自同一人,但这种对于异族文化的不理解,乃至习惯性自上而下的傲慢批判,在哈佛学生甚至老师中并不少见,只是通常没有那么外显和戏剧而已。
科尔之辈也许我能躲,但学校层面的傲慢我却躲不了。美国文化极为强势,一种美国文化本位的态度蔓延各个教育和经济阶层。在哈佛商学院这类认知水平更“高级”的地方,美国本位的态度常常以一种更隐藏的方式出现,悄悄影响着其教育质量。
在商学院的课程里,许多案例的主人公都是美国公司。即使这些年来哈佛商学院做了较大的努力,替换上了很多非美国的案例,但不少新案例缺乏沉淀,写得仓促,很多美国学生明显对非欧美企业案例没有兴趣——福耀集团?谁?
一位可谓明星教授的美籍印度裔教授开设了一门新课,课名可太吸引人了:“战争与和平”。他想通过分析历史上部分著名战争,与大家探讨领导力、策略、冲突解决、政策、人性。
我与一位叙利亚裔的同学一同来试听,也读了教授所制定的课程大纲和阅读书单。叙利亚同学第一节课结束就告诉我,他不会再来了,“太美国视角了”。他说大纲上的历史战役、书单选择,以及教授在第一节课上的点评,都让他觉得“充满美国偏见”。
我还是选择继续修了这门课,毕竟是明星教授嘛,让我感觉值回学费一些。但我很快发现,这位教授好像总有一些意见上的偏向性,这在哈佛商学院是少见且不被鼓励的。我在课堂上发表过几次与美国主流不太相同的角度和个人见解,总觉得教授的回应和引导带着丝丝反驳意味,好像想要止住我的视角继续蔓延。课后却又常有其他国际学生来找我,表达同感。
结果,我居然在这门课上拿了自己整个哈佛商学院生涯唯一的“3”——全班末尾百分之十的低分。成绩在哈佛商学院就像过家家一样,根本不重要,没有任何后果。但我正常出席、完成作业、积极参与讨论,最终却拿了个“3”,实在震惊,更多是内心对这位明星教授的怀疑,和对“世界顶尖教育怎会如此随意容许个人偏见”的憋屈。难道我是选了门美国爱国教育课吗?
没想到,真是的。
第二年,这位教授的科幻小说出版。小说主人公的设置与作者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,除了他把自己从印度裔改成了白人。一位来自波士顿的四十二岁男教授,凭借对谈判、历史、战争和逻辑的精通,在美国政府高层大放异彩,最终用自己的和平谈判能力和外交技巧,成功阻止了人类与外来入侵物种的战争,成为他在书名副标题中所指的“不同寻常的英雄”。读者书评尖锐指出,“这又是一个美国智慧拯救世界的案例,展示给那些愚昧落后的劣等种族(这次是拥有先进技术的外星人)他们思维中的漏洞。”
而在主要支线情节中,教授主角赢得了年轻美丽女主角的青睐。另一位读者说,“这简直是本言情小说,两人间的情爱与主线毫无关联且没有任何后果,实在很难不把这本书看作是作者对自己虚构的自我夸耀。”
几年后一位学弟告诉我,这位教授竟将自己的科幻小说定为他所授“战争与和平”课程的必读书,让学生们大为不满。
身在哈佛商学院时,其实我还没有真正去担心这方美国本位的环境。如果不从这潭水中起身,不会看到身上被浸染的颜色。在我毕业后没多久,我的好友选择去了欧洲著名商学院进修。此时正值美国和俄罗斯矛盾升级,她所描述的课堂情境竟让我感到羡慕——她的班级,才是真正的国际化。
为数不多的那几个美国同学常半开玩笑地抱怨,说他们这辈子都没体会过自己“被围剿”的感受。在全班讨论美俄问题时,他们更是为许多国家学生的“反美”情绪而惊讶。这些美国学生终于成为了集体讨论中平等的一方,而不是永远掌握着某种卫冕霸权的主场方。
在哈佛商学院,因为没有职场的种种客观束缚,我的大嘴性格很快让我在班级里有了“辣评”的名气。有时我觉得课堂案例太无聊,想要无风起浪,有时觉得大家的发言像清汤寡水,互相附和、没有味道,而我此刻却想吃点刺激的川菜。
不知是否是很多同学对于“被喜欢”的心理需求过为强烈,让他们无法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。这种自我捆绑有别于美国政治正确文化中的客观捆绑,在我看来,进一步降低了课堂中的讨论质量。
一堂课上的案例主角是著名的植物仿肉制品科技公司Beyond Meat,教授请来了公司一位高层来我们班做讨论嘉宾。问答讨论环节开始后,这位年轻男嘉宾穿着巴塔哥尼亚(Patagonia)品牌的绒衫,一副前金融届“哥们儿”的外表和言行,回答中展露出自己对于公司使命的不屑,立刻触动了我的神经。于是我举手向他提问。
“你就职于一家想要改变世界、保护环境的情怀型公司,却非常骄傲于自己喜欢吃传统肉汉堡这件事,‘照吃不误’。你是否觉得这是一种知行不一,内心又是怎样与之和解的呢?”
我的问题刚落地,就听见好些同学吸了口冷气,有几个甚至做了鬼脸或窃笑,期待好戏将要上演。还有同学深深点头,可能这也是他们想问的问题。
年轻“哥们”嘉宾有些乱了阵脚,也许他本以为哈佛商学院的学生们价值观与他差不多,能接受自己的知行不一。年迈的教授此时也加入了进来,鼓励同学们在这个方向上继续提问,随后的问答环节也变得精彩深入。
其实这位嘉宾本身并未做错什么,他的“知行不一”代表了我们所有人内心中存在的一个部分。甚至,他此后的如实作答给我们的课增加了价值。这节课中的火花,突然真诚得宝贵而难得。
而在另一节被昵称为BGIE 的必修课中,火花四溅是件寻常事。这门课的许多案例有关地缘政治,而因为中国是世界舞台上无可否认的巨大力量,大约四成案例会提到中国。据说,每届都会有中国学生(尤其是刚来美国的同学)在各自班级里与美国同学激烈争吵。我在自己班的这门课上,因为一贯的辣评和中国国籍,直接被默认成了“反美代言人”。学期末段的重磅案例事关中美贸易战,大家都十分期待,我也特别仔细地做了课前准备。
在申请哈佛商学院的个人文书中,我写到:我期待不断地将我所经历和思考的中国向世界展示,并反之将我所经历和思考的世界向中国展示。
而我所经历和思考的世界任何一处地方,都不是非黑即白的。我的观点往往旨在分析情况的复杂,指出对立面各自的合理性、双重标准、结构性因素。可仅仅是因为这间教室位于美国、许多同学来自美国,我对美国的任何批评就自动听着尖锐,让我显得好像很激进——即使我陈述的部分观点和事实在世界许多地方都能被广为接受。
也是在那节关于贸易战的课上,我与一位美国籍前海军士兵同学发生了少见的激烈交换。我们的课堂文化非常正式而有礼貌,想发言必须举手,被老师点到才能说话。但当他在发言中说到,“中国把很多人都关了起来”,我实在忍不住反击他的无知和自大,直接转向他的方向大声回应,“美国在监狱人口总数和人均囚禁率上都是全球最高的国家,关人的能力无人能敌,用监狱系统去‘处理’黑人男性这个‘社会问题’,更可谓是一种全球创新呢。” ——教授拦都拦不了我的脱缰,更多的手随后举了起来。
感谢我的BGIE教授尽力给予了我充足的发言时间,但我内心知道,这只是杯水车薪般的自嗨而已。我发言结束后,哈佛商学院的学术天平不会倾斜,精英们普遍和气从众的倾向不会改变,美国未来商界领袖居高临下的内心指针也不会偏移。
作者简介

张倩
生于上海,长于美国,现居葡萄牙里斯本。
从上外附中毕业后,她前往美国学习和工作,以最高荣誉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,后获哈佛商学院MBA学位。她曾在战略咨询、全球互联网、消费品行业就任要职,在三十一岁职业新高的时刻,突然选择放弃了几乎拥有的一切,将人生轨道急转,奔赴葡萄牙里斯本。她在这里学习着新的生活方式,拓宽着人生体验,也收获着此前精英视角下难以想象的认知改变。
在多种语言、多类行业、多样人群中的生活经历,不仅赋予她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力,也激励她成为一位敏锐的观察者、真诚的创作者。
图书简介
三十一岁那年,我在一个平凡的春日突然决定裸辞,跳脱早习以为常的精英轨道。在此后短短半年中,我放弃了高薪工作、长达十三年在美国的舒适生活、即将结婚的爱人。我决心再也不上班,并在抑郁中带着爱犬和两个大行李箱,艰难“爬”至前往里斯本的登机口,搬去人生的第三大洲生活。
我想将时间挪作它用,将人生占为己有。我能“成功”吗?
《走出哈佛》记录了我与世界和自我的相遇、相撞、相拥。这段旅程有关恐惧与焦虑,有关勇气与选择,也有关和解与突破。我邀请所有渴望追求自定义人生的读者,以诚待己,与我一起踏入充满惊喜和成长的未知中去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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